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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年宫廷膏方之人参物语

更新时间:2018-06-02

“摇光星散为人参”,“君乘木而王,有人参生”,“地精,人参也”......中国传统文化、中国中医药文化、中国养生文化里关于人参的传说、神话“汗牛充栋”,不绝而已,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更是将人参列为“主养命以应天,无毒,多服久服不伤人,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”的上品“君”药之一,其药理则是“主补五脏,安精神,定魂魄,止惊悸,除邪气,明目,开心,益智。”东汉末年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记载了113个药方,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。

此后的 1000年间,人参虽也充当药用,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、进贡的土特产,例如,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:“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!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,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栽?”人参的地位,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。直到明朝永乐年间,北京鹤年堂的创始人、著名养生大家丁鹤年在中医药养生实践中,认识到当时所用上党人参因“微寒而药用有余、养生不足”而选用“性温主补”的“辽参”(长白山人参),因此首开采制长白山人参之先河,尤其是在宫廷膏方的熬制中创造性地以辽参为主要原料,深得皇亲贵戚、医药专家和养生人士的推崇,使当时的京师达到“今所用者皆为辽参(即长白山人参)”的水平。李时珍在其父李言闻所著《人参传》的基础之上,结合鹤年堂运用辽参的实践经验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人参(辽参)做了详细论述,认为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,“能治男女一切虚症”。长白山人参由此身价百倍,获得了“百草之王”、“众药之首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明朝的汉人、尤其是皇亲贵戚、医药专家和养生人士对人参的狂热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,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。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,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的皇亲贵戚、医药专家和养生人士,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,导致女真人参积压,两年之内竟腐烂了10余万斤,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,待价而沽。到了清朝,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,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,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。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,保护满人发祥地,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,只准许供奉宫廷的鹤年堂、永安堂持票采参(同仁堂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以后也发放了参票),其他任何人严禁私采。600余年以来,鹤年堂所采用人参仍为长白山道地产品,并尊古法炮制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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